2025年4月9日下午14：30时至16：30时，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达旗生（Vladimir Datsyshen）应邀，于前主楼600会议室为我校师生带来一场题为“革命大学校：远东共产主义大学与中国革命”的主题讲座，由我院博士生徐倩现场翻译。这是达旗生教授第八次（包括线上）在我校做学术报告和交流。此次讲座为“京师史学名家前沿系列讲座”系列。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为中国革命设立的教育机构

达旗生教授开篇指出苏联远东地区为中国人开展的共产主义教育是中国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20年代，一方面苏联对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施以援手，另一方面当时也有不少中国农工移民在苏联生活工作，就以上两个原因20年代联共（布）领导人决定为中国人开展教育培训，以便中国共产党人在专门的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然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也可留在苏联为中国工人和农民工作。

达旗生教授随后详细阐释苏联远东地区为中国人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始于1925年，一直持续到1938年，其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最有趣、最复杂、最重要的是第二阶段——1929年—1933年。1929年，中国苏维埃党校（Китайская советско-партийная школ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成立，这是苏联专门为中国人开设的第一所苏维埃党校。1930年，远东共产主义大学（Далькомвуз）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成立，这是哈巴罗夫斯克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开设了中国部（китай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此外，此时苏联远东地区几处其他中、高等教育机构中也分别开设了中国部。尽管中国苏维埃党校和远东共产主义大学只开办到1933年，但它们为所有研究中国移民史、中苏关系史和中共党史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价值。

达旗生教授指出苏联远东地区为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中国人开办的教育机构的历史，不像莫斯科地区对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历史那样，为大家所熟悉。要全面研究苏联远东地区对中国人开展的共产主义教育史，有必要重新审视档案文献，有关该主题的档案、文件现保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远东国家历史档案馆、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滨海边疆区国家档案馆中，这些文件、档案分别存储在几十个不同卷宗之中。

达旗生教授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苏维埃党校和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共产主义大学的出现就是苏联在“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口号下进行革命变革的结果。对中国人进行的共产主义教育得到发展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中东铁路上的苏中冲突。1929年，远东苏联当局需要大量中国共产党员，一方面需要他们加入已在中国东北作战的红军，另一方面需要他们与1929年底驻扎在赤塔和哈巴罗夫斯克的中国战俘一起工作。

中国苏维埃党校的学生通常被称为学员，但地位与大学生相当，进入中国苏维埃党校的中国人身份各异，毕业生工作分配根据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员会的决议进行。1931年在远东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文件中指出：“中国苏维埃党校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为远东边疆区，也为苏联其他地区培养了党、苏维埃和职业工人的干部，这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也是该地区奉行列宁民族政策的重大胜利”。

远东共产主义大学与中国革命

达旗生教授以远东共产主义大学为例，阐释中国人在俄国远东地区接受的共产主义教育。俄国远东地区的教育中心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但苏联远东地区的首府却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于是，苏联领导人决定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创建一所共产主义大学，在1930年停办的国立远东大学的基础上创建了9所高等院校，其中就包括远东共产主义大学。1930年9月远东共产主义大学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三年制苏维埃党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远东共产主义大学教授以下学科：联共（布）史；阶级斗争史；政治经济学；经济政策；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通史；西方史和东方史；苏联人民历史；经济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统计学；俄语；汉语；朝鲜语（朝鲜部）。远东共产主义大学成为该地区党员以及苏维埃工人的培训和再培训基地。

远东共产主义大学联共（布）党组织约有250人，中国共产党员学生积极参与该校党组织的活动，一切问题都在党的会议上解决。远东共产主义大学中所有党组织关注的焦点都是中国内政局势问题，远东共产主义大学党组织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是民族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苏联实行集体化政策，农业出现严重问题开始出现饥荒，达旗生教授引用相关史料分析苏联远东地区教育改革。1932年夏天，斯大林在给联共（布）政治局成员的信中要求：“将斯维尔德洛夫（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和地方共产主义大学改造成一所新型农业学校，因为它们培养的人才我们现在不需要了。”1932年9月2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组织共产主义高等农业学校》的决议。1932年秋，联共（布）远东书记处通过了一项决议，将远东共产主义大学改组为远东共产主义高等农业学校。

在讲座最后，达旗生教授总结道：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共产主义教育史共分为三个阶段，最困难和最具争议的是第二阶段——1929-1933年。此时，在苏维埃党校中国部的基础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设立了专门的中国苏维埃党校，并在远东共产主义大学设立了中国部。这两个机构接收了数百名中国学生（通常被称为学员），这些人既有居住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当地华人，也有从苏联其他地区派来留学的华人。大部分老师也是中国人，几乎全部曾就读于莫斯科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留学生大多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毕业后在苏联远东地区苏维埃企业的党组织工作。党的教育制度的改革促进了远东地区中国共产党数量的增长，仅从1929年到1931年，其数量就增加了4倍。中国苏维埃党校（1929-1932）和远东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1930-1932）积累的经验使得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统一的中国列宁学校成为可能，该学校一直成功开办到1938年，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所专门为中国人开办的教育机构。

讲座结束后，现场师生们与达旗生教授开展热烈的学术交流。参会者就俄罗斯远东地区档案收藏、十月革命后华侨华工的身份与待遇、中俄关系史、中东路冲突等问题与达旗生教授交流。达旗生教授以渊博学识一一回应上述问题，同时热情分享诸多史料。最终全场师生以热烈掌声感谢达旗生教授的精彩讲座。

                                       （李一腾撰稿，张建华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