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8日晚7时，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韦胤宗为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学术讲坛历史系系列讲座作题为《书物的实践与表征——作为新文化史的书籍史和阅读史》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朱露川老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董婧宸老师作为与谈嘉宾出席。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马楠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杜以恒老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葛小寒老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许洪冲老师，以及70余名学生参与活动。

韦胤宗老师的讲座既梳理了文化史的发展脉络，又以具体个案展现了如何在新文化视野下进行书籍史的相关研究。讲座分由三个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作为（新）文化史的书籍史”。虽然书籍史的产生受到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等多方面的影响，但受文化史与新文化史的影响最为直接，书籍史可以算作文化史研究的分支领域。韦老师详细梳理了从“文化史”到“新文化史”的学术风潮迁移史，并指出文化史旨在通过各种文本研究社会的实践或社会的表征系统，以理解社会中某些群体的情感、意图、意义，最终回答信仰、价值观等宏大问题。

第二部分，“晚期帝制中国的书物表征”。书物表征是指与书、读书、藏书以及阅读行为有关的文字、图像，包括书籍形象、文房清供、书斋、读书行为等内容。韦老师指出，书物起源于唐宋时期的精英文化，又以图像中书物形象的演变为例，指出图像中的书物形象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表征体系。这种表征体系在晚明以降的社会中呈现出一种爆发的状态，一直延伸到社会的底层。这是大众阅读实践兴起的体现，也是大众文化中阅读观念兴盛的体现。

第三部分，“晚期帝制中国的大众阅读实践”。韦老师接续第二部分的讨论，进一步深化问题意识，提出大众阅读如何兴起，有哪些表现，不同读者群体对书籍的选择是怎样的以及具体的大众阅读实践等一系列问题。韦老师以晚明读者群体为例，探讨了从缙绅先生扩大到“愚夫愚妇”的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阅读观念的兴盛刺激了文化的越界，对市民而言，书物是缓解身份焦虑的一种方式，而文人学士则表现出被盗用身份的焦虑。总之，文化史观就是对历史进行文化的阐释，理解生活的意义。

特邀嘉宾董婧宸老师指出，韦老师从新文化史的视角出发探索书籍史，关注书籍的流传、书籍的文化，既有向上的维度，也关注向下的书籍的流通与世俗化，揭示了一个丰富精彩的社会面貌。董老师以校书图为例，指出中国古代的绘画史、艺术史有长时期的流变，这其中既有时代催生的新内容，也有不断积淀的旧文化，正是新与旧的汇合，才使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古人丰富的思想世界。马楠老师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多元文化理论出发，提出了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价值与生产关系问题。韦老师认为，雅文化和俗文化具有同等价值。从文化生成的角度来看，雅文化和俗文化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光谱性的从雅到俗的演变过程，雅文化与俗文化的生成是相互交叉的。

讲座现场，大家还就韦老师有关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系列论著展开了讨论。韦老师首先指出，在写作《浩荡游丝：何焯与清代的批校文化》过程中，如何处理中国传统的文献学研究范式与西方学术理路之间的张力，是一个极富挑战的问题。朱露川老师指出，当下的中国学者特别是中国的年轻学者，担负着寻找中西交流互鉴路径的时代责任，《浩荡游丝》已经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杜以恒老师指出，面对中西方研究范式之间的差异，首先应扎根于本土，深入文献的内部，做到学有根脚；其次要学习西方理论的思维方法而非简单的机械搬运，如关于计量史学，应关注其充分收集样本的逻辑底蕴，从而弥补传统学术研究的缺陷。此外，葛小寒老师指出，韦老师所撰《阅读史：材料与方法》一文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其有关批注与批校的研究方法极具启发性。例如，如能将有关徐光启《农政全书》的诸多批注从书中抽离、整合，将有利于清晰揭示徐光启阅读农书时的真实状态。

在交流环节，同学们踊跃提问，与主讲人就书籍史、阅读史与知识史之间的关系，书籍评点、批校等文本类型，藏书家的曝书活动及其催生的文化实践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当晚10时许，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与会同学纷纷表示收获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