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2—2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西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西文明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十余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的四十余位学者参与会议，并以中西理性结构的异同、中西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为主要内容展开学术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为会议开幕式致辞。刘先生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回应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理性”的偏见，提出理性分为不同类别，与西方国家以逻辑理性为主导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以历史理性为主导。同时，刘先生又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对上述观点加以阐发，指出，到了笛卡尔，几何学与代数学的结合，逻辑理性引发了西方的科学革命；这种情况并未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发生。这段历史值得中国学者深刻反思。有鉴于此，先生提出，无论文理，都应该进行基本的逻辑训练，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取长补短。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先生归纳了中西史学比较工作的重要意义，认为通过比较可以为研究世界史与中国史提供蓝本，实现在历史与文化上的知己知彼，帮助人们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预判未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林海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比较的视野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传统，刘家和先生开创并推动了历史比较研究领域及其发展。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的重要讲话精神，在通古今、贯中西上不断加强自我培养，努力产出具有穿透力的高质量学术成果，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开幕式后，与会学者分别就不同论题发言并讨论。

一、关于理性结构的探讨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成军总结了刘家和先生在历史理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重要意义。历史理性是中西历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西方史学史与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历史学长期归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是低于理论理性的存在。刘家和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理性进行新的论证，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发现中国历史理性与西方逻辑理性的差别。刘先生提出的历史理性实际是讨论中西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也为中国学者在中西交流中建立文化自信提供了典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宋洪兵结合刘家和先生对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关系的阐释，探讨刘先生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贡献和启迪。他认为对历史理性的认识使人们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的节奏，从而能够最大程度地趋于治，避开乱。刘先生的研究，根本目的在于使学者关注中国文明中历史理性的优缺点，以促进中西方文明的借鉴与融合。

对历史理性的探讨涉及在历史书写中关于个别与一般、变与常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董立河从阐释学的视角分析了西方“普遍历史”与中国“通史”中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他认为历史书写要将对个别事实的理解置于宏观背景、一般趋势中；对整体性、一般性的阐述也应通过个体来呈现。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下把握世界的普遍性与规律性，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发现和引导。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金嵌雯结合《史记》，说明中国传统史学不仅长于对人物个体和事件特征的再现，而且试图把握更为宏观的历史变迁的秩序体系，体现了历史理性中对“常规”的探索。这与西方史学以兰克为代表的浓重的“个体性”意识有显著差别，也促使学者反思如何在历史写作中把握个体与一般的关系。

部分学者围绕具体史著和理论，归纳了中西方历史叙事的特点。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晓群以希罗多德和司马迁两位史学体系的开创性人物为中心，说明材料的选择和组织反映了史家的思想观念，材料使用的不同意味着对历史理解的不同维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骆扬比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中国早期史学代表《左传》，认为修昔底德在著作中试图通过不变的人性实现写作目的，反映了古希腊人从永恒、静止的存在中把握真理的“实质主义”特点；《左传》则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在变化、运动的存在中把握真理的意识，是历史理性的体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骏勃回顾了贺麟先生对王夫之“天假论”与黑格尔“理性的狡计”的研究，说明了中西史学在历史发展辩证思考上的共通之处与重要差异。学者如何于异同之间进行更全面的考察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是比较研究面临的挑战，也是其价值所在。

二、对文化与文明特性的理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杨共乐提到，文明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内含众多不同类型的文化，并决定文化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他将罗马文化与中华文化相比较，区别了罗马文化的他律性与中华文化的自律性。同时，从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上的统一力量与史脉相承三方面剖析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原因，并提出深刻把握和理解中华文明连续性特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赓续中华民族历史文脉的重要前提，学界理应在回答“时代之问”、解释“时代之需”、建设“时代之文明”方面贡献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大庆整理了与刘家和先生关于中西古代数学的讨论，显示了刘先生对中西理性结构思考的延伸。刘先生指出，古代希腊数学注重推导，中国数学强于计算、注重实用。中西数学的特点与其理性的差异相似，形成互补。学者们要正确对待自身文化的优缺点，将对数学问题的思考提高到传统思维方式与文化反思的层面。刘先生认为，一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都要以数学为基础，从逻辑中而非经验上推陈出新，强调文化全面发展的意义。

陕西师范大学陈典平简要梳理了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化特质的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基本观点，回顾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认为理性作为主线贯穿始终，且发挥了主导作用。人们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现实问题的解答成为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而显示了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也呈现出中国思想文化重视历史的独特模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侯树栋辨析了欧洲与欧洲文明的概念使用，认为“欧洲”一词更大程度上表示一种文化和观念；古代希腊与罗马元素构成了欧洲文明的重要部分，可视为欧洲前史，但并不等同于欧洲文明。认识中古欧洲文明，不应忽略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碰撞。

三、古今相承与中西互鉴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董欣洁提出，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文明有其自立之道，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产生了文明互鉴的思想，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今天面对百年变局的中华文明，也将致力于积极发展与全球其他文明的互鉴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永续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昭军强调了文明史视角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近代作为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承前启后，合会中西。文明史视角区别于目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客观上要求突破110年的视域，与整个中华文明研究联系在一起，以揭示中华民族历史连续性的问题，并显示出近代史研究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意义。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庄亚琼以美国学者侯格睿的《史记》研究为对象，分析其著作《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在欧美《史记》研究发展史总体中的作用、特点和价值。侯格睿的著作作为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提示人们需从中西古代历史思维、史学观念的差异中理解中西方不同的历史解释模式，对于推进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比较研究视野下的其他史学论题

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先生对先秦中国与古代希腊进行了环境、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比较，认为两种制度的产生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是历史的选择，在比较过程中不能厚此薄彼。但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今天的人们是否要做出改变，以及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改变，是中西文明比较需要承担的任务。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卢中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渊分别追溯、辨析了“国家”的概念、古代希腊与中国的“中心”观念；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胡玉娟、南通大学文学院唐明亮着重通过对词汇语义的考辨，加深对文化的认识和对典籍的理解；陕西师范大学邓锐、黄明磊、杨少情、天津师范大学石洪波、北京师范大学刘林海、李永明、付喆等学者也围绕中西历史事件与现象、史家与著述等主题展示了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庞慧归纳了刘家和先生的治学历程与学术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蒋重跃、贾琳、王海利几位学者分别从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角度展开论述，强调理论思维水平与比较研究方法在学术研究和学术体系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博士研究生 徐琛 撰写）